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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让座立法”缘何再引争议

作者:孙春牛

《南宁市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管理办法(征求意见稿)》近日出炉,其中明确:拒绝给老弱病残孕让座,经劝阻仍不改正的,驾驶员、乘务员可拒绝为其提供营运服务。这意味着,拒不给特定的人让座,就要被赶下车。意见稿一出,遭到诸多质疑。(9月27日《人民日报》)

  应当说,关于“让座立法”的争议并非新鲜事,南宁的此次征求意见稿也并无新意可言。因为,据笔者了解,早在2008年7月,《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条例(草案)》就让座问题已有过如出一辙的规定,而且草案还赋予市政主管部门享有50元罚款权。但在舆论和民意的普遍反对声中,最终公布稿将“让座令”取消,仅仅原则上规定乘客“应当主动让位”。“逐客令”在地方立法文本中从有到无,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:如此立法并不可取。

  首先,“让座立法”混淆了法律和道德的边界。法律和道德均为规范社会个体行为的重要准则,二者相互联系、相互促进。同时,法律和道德也固守各自边界,不能混为一谈,将道德问题法律化、法律问题道德化,必须慎之又慎,不能恣意而为。前不久,“常回家入法”引发激烈争议,但舆论普遍认为即使作为倡导性规范,该条款亦彰显了法治的善意。因为孝敬父母不仅是道德义务,同时也是法律上的赡养义务。然而,与“常回家入法”不同的是,在一般的陌生乘客之间,既无法定义务,也无约定义务,让座与否,皆为个体自由,只能从道德上进行评判,不让座顶多违背了良好道德的要求,而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规定。因此,“不让座就下车”的强制规定犯了道德法律化的错误。

  其次,“让座立法”侵犯了乘客的合法权益。从法律上讲,乘客与公交运营商之间是一种承运合同关系,每一名乘客支付了相同的费用,理应享受到平等的服务。即使乘客主动让出座位,这也是乘客对自身权利的放弃和赠与,也依赖于乘客个体的主观选择。因此,立法上强制要求乘客让座,无异于强制剥夺乘客权利,是一种赤裸裸的道德绑架。而且,仅仅因为乘客不让座,就下逐客令,这也与公交运营“不得拒载”的法律要求相违背,侵犯了乘客的合法权益。

  再者,“让座立法”缺乏可操作性,难免沦为摆设,成为“景观立法”。纵然强制要求让座的正当性基础合法有效,但立法的可操作性仍不敢苟同。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。作为“具化”法律规定的地方性立法,更应在操作性、执行性、实施性上做足文章,而不能置实施性于不顾,过分追求标新立异。如此立法规定必将成为一种“景观摆设”,被束之高阁,难以成为指导人们行动的准则,有损法治的权威。具体到“让座立法”中,需要让座的主体有哪些?是否会造成“选择性执法”的困境?拒载的对象如何确定?如何实施?因让座引发的相关问题如何处理?凡此种种的问题,立法上并未给出明确答案。

  因此,与其抛出一部不成熟甚至不合法的立法规定,不如好好反思在当下我们可以为改善出行环境做些什么。但无论如何,基本的思路应是:法律的归法律,道德的归道德。一方面,在社会道德层面加大正能量的积累和弘扬,另一方面,在立法上进行负面处罚欠缺正当性的现实下,可反其道而行之,从正面加以引导,就像鼓励见义勇为一样,加大正面激励力度,让“让座立法”成为“鼓励让座”,进而营造出尊老爱幼、文明礼让的良好出行氛围。
来源:中国法院网